“農民工”消失?

粵牧人

“農民工”消失?

       深圳市召開全市就業(yè)工作會議，省委常委、深圳市委副書記、深圳市代市長王榮在會上說，“農民工”的概念已發(fā)生變化。“農民工”的第二代穿的是T恤、牛仔褲，留的是很時尚的發(fā)型，他們不能再被稱為“農民工”，深圳“農民工”這個概念將會消失。(《廣州日報》7月6日)
     “農民工”消失不是概念游戲
         我想，“農民工”不僅僅是一個稱謂，也是一個精神概念，一個權利概念，倘若這個為國家建設不惜血汗的勞工群體，在日趨繁華的國家中仍舊沒有一個精神歸宿，沒有得到一個平等的權利待遇的機會，“農民工”群體就根本談不上消失，畢竟這個詞語背后的辛酸不僅是物質性差距的結果，更是缺乏平等的公民待遇、缺乏足夠的公民權利救濟的精神落差。想告別“農民工”，必須在權利視角下將進城務工的農民與城市人加以合理拉平，而絕非給“農民工”穿上T恤、牛仔褲，留上時尚的發(fā)型，就可以宣告這個群體的消失。　□張軍興
    “農民工”的“身份世襲制”更應消失
       “農民工”表面上看起來只是一種職業(yè)，實際上它更是一種制度性身份。對“農民工”的歧視是歧視性的身份制度在城市空間中的延伸、再生。城市中不僅已經形成“城市居民”和“農民工”的二重社會，而且，身份制的世襲效應已經出現：城鄉(xiāng)遷移者的孩子們普遍被貼上了農民的身份標簽，他們在城市中被稱為農民工子女、民工子弟，這些概念甚至已經進入相關的城市公共政策。
         在“農民工”的社會類別概念被不斷強化、延伸的過程中，一方面，“農民工”的權益狀況可能獲得更多的關注，另一方面，他們的特殊身份也一再地被社會和他們自己確認，有關他們的制度設置也得以維持。從這個意義上，只有把問題視作城鄉(xiāng)遷移者如何獲得公民權的問題，而不是視作“農民工”的權利問題時，“農民工”的問題才可能獲得真正解決。對第二代“農民工”來說同樣如此。也只有站在這個角度，才能達到真正的“農民工”概念消失的彼岸，而要做到這點，警惕歧視性身份制度在城市的蔓延和消除“農民工”的“身份世襲制”現象就是必須。　□朱四倍
   “二代農民工”或成城市隱痛
         第一代“農民工”從鄉(xiāng)下來到城里，雖然說做的是城里人不愿做的事，拿的是城里人不想拿的薪水，但對于他們中的大多數人來說，其實很滿足。因為，城市再差，也總比他們生活的鄉(xiāng)村好；城市的薪水再低，也比他們種田收入高。由于起點過低，他們對城市的冀望其實并不高。而一旦城市給了他們一滴水，他們則會當成是一條河，從而會回報給一片海。故而說，第一代“農民工”對于城市大多有著感恩心理，即使城市沒有接納他們，但在他們心中卻早已經接納了城市。
        然而，當“農民工”發(fā)展到第二代時，就有了很大的不同。對于“二代農民工”來說，父輩曾經生活的鄉(xiāng)村對于他們來說已經是一個遙遠，他們從小在城市里生活，早已認為城里的月亮比村里的圓。由于經歷的不同，他們對于城市有著更多的夢想，他們渴望城市認可，他們迷戀城市生活，然而，由于父輩提供的起點較低，他們很難得到與城里同齡人一樣的生活。
        且以住房為例，第一代“農民工”能擁有一個鴿子窩就已經是奢想。然而，“二代農民工”不同，他們渴望擁有與城里同齡人一樣的生活，但以他們的收入，終其一生卻也很難在城市擁有一套住房。這一邊，他們不想回到農村生活；另一邊，他們又不可能真正擁有城市生活，現實和理想的差距，極有可能為城市的未來埋下隱患。此時，我們不禁要問，包括深圳在內，對“二代農民工”的未來需求準備好了嗎？　　　　□毛建國

粵牧人

從深圳市長有關農民工概念講話說起，3篇短評精辟地從不同角度闡述農民工問題，推薦大家討論。

粵牧人

現實和理想的差距，極有可能為城市的未來埋下隱患。“二代農民工”的問題更值得思考。

CHN1

不禁要問，包括深圳在內，對“二代農民工”的未來需求準備好了嗎？　

粵牧人

農民工背后的辛酸不僅是物質性差距的結果，更是缺乏平等的公民待遇、缺乏足夠的公民權利救濟的精神落差。

曹建新

這是一個很特殊的大群體，是該好好考慮好好準備了！

huaxin0605

這是一個很大的群體，社會是一步步的演化

春曉

從父輩滄桑的言語中他們知道家鄉(xiāng)很窮，他們不敢回去重溫父輩的心酸，但既有的條件決定了他們的生活層次，渴望與城市人一樣的待遇，一樣的精神需求像午后的驕陽般熾熱，萬一達不到這種需求，巨大的心理落差可想而知。真的要為這個龐大的群體認真的想一想了。

粵牧人

有道是未雨綢繆 9# 春曉